【國士陈鹤琴】1950年代受批判的教育家临终前一直念叨毛主席

  陈鹤琴（1892年3月5日－1982年12月30日）是我国著名教育家。1949年9月，陈鹤琴以教育界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员会议。10月1日，陈鹤琴登上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在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站在毛主席的背后，看着他那高大的形象，听着他那洪亮的声音，不禁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10月19日，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书，任命陈鹤琴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遭到批判，不久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又被当作所谓“新武训”受到批判。受此影响，陈鹤琴“活教育”思想也遭到批判。

  武训。山东堂邑县（今属聊城冠县）柳林镇武家庄人，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是我国近代群众办学的先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人，被誉为“千古奇丐”。

  抗战时期，曾将武训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以纪念武训。1948年7月，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将他的事迹投拍成电影《武训传》，后因经费困难，拍了大约三分之一后停拍；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继续完成了此片，1950年12月《武训传》公映。

  在当时，拍摄一部电影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每部电影都能引爆一时的舆论，左右一段时期街头巷尾的话题。毛主席看完这部影片后，对舆论一边倒的歌颂武训感到不满，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毛主席在文章里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在武训的年代，那些敢于与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斗争者，才是真正的、最大的英雄；在解放初期，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电影等宣传手段极为有限、极为宝贵的条件下，应该用于歌颂时代英雄，不应该歌颂这些封建时代的所谓“好人”。

  根据如去的理解，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最大的目的不是批判武训，而是批评某些人，因为毛主席在文章说：“特别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

  陶行知。自称“新武训”，曾被毛主席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教育生涯中，陶行知很重视农村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并先后与蔡元培、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

  1926年，陶行知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提出“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的灵魂”的思想。此后，他辞去官职到乡村办学校，发展平民教育。

  上世纪五十年代对陶行知的批判还在于他对武训的称赞，他的教育思想被认为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或者“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

  对陈鹤琴“活教育”思想的批判，则是源于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这个批判贯穿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被作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之一，其理论上存在因袭杜威主义的局限、实践上存在的缺点。

  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把教育的目的分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三个层次。从“做人”开始，这是最为一般意义上的目的，即如何建立起完美的人际关系，借以参与生活，控制自然，改进社会，追求个人及人类的幸福；第二层次，“做中国人”，就是要培养每一个国民，使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具有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爱国主义品质，这体现了教育目的民族性；最高的一个层次则是“做现代中国人”，这样的人应具备以下五个条件：健全的身体，建设的能力，创造的能力，能够合作，有服务精神。

  陈鹤琴认为，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是固定的，教材是呆板的，先生只是一节一节课地上，学生只是一节课一节课地学。这样的读书只能造就“书呆子”；而“活教育”则提倡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寻找“活教材”，即取自大自然、大社会的直接的书，让学生在与自然和社会的直接接触中，在亲身观察中获取经验和知识。

  但“活教育”并不是要摒弃书本，而是强调被忽视的活生生的自然和社会，使书本知识作为现实世界的写照，在自然和社会中得到印证；他依据儿童的身心特点和生活特点，把“活教育”的内容具体化为“五指活动”，即：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和文学活动。

  陈鹤琴还指出，活教育方法论的根本原则，是“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他认为“做”是学生学习的基础，因此也是“活教育”方法论的出发点。陈鹤琴在强调做的同时，还强调思维的作用。他把活教育的教学过程分为以下四个步骤：一是实验与观察；二是阅读与参考；三是发表与创作；四是批评与研讨。这四个步骤是教学过程的一般程序，不是机械的、割裂的，它们同样体现了以“做”为基础的学生主动学习。

  今天看来，无论对于武训，还是陶行知，拟或“活教育”思想的批判都有求全责备之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他们的批判也能理解的。

  同年10月，陈鹤琴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22日下午在会议休息厅里，经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引见，接见了陈鹤琴。

  据陈鹤琴回忆，与他握手时说：“你是教育家，搞儿童教育的，好！好！”他回答说：“是的，请指教。”说：“现在外边对于你满意吗？”陈鹤琴说：“还得要深入检讨。”说：“不差了。”

  陈鹤琴说：“经过这次检讨，要办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然后，毛主席又问他在哪里工作，陈鹤琴说在南京师范学院。说：“潘菽不是在那里吗？”陈鹤琴便说了学校演变的历史。

  受接见的鼓舞，陈鹤琴在政协会上发言，表示要响应毛主席、周总理的号召，认真学习思想，在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成为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教育工作者。

  1956年2月2日，陈鹤琴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了发言、决心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奋斗终身，争取早日实现加入中国的心愿。3日下午、陈鹤琴收到参加晚上七时半在怀仁堂举行的宴会的请柬，并被告之将与、周恩来同席。当时同桌的有女天文学家邹仪新、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著名中医王之玺等九人。

  在吃饭的时候，对陈鹤琴等说：“知识分子要多到工厂、农村去‘走马看花’，或是‘下马看花’。”这时周恩来又说：“要学到老，改造到老。”陈鹤琴一边听，一边点头，这些话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甚至成为他以后的座右铭。

  陈鹤琴后来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今晚与毛主席、周总理同桌欢宴，感到无比光荣”，并记下了同桌人的姓名和座位位置。1976年9月，陈鹤琴得知去世的消息，撰写《思想永远是我继续前进的指路明灯》一文，并在日记上写道：“没有毛主席，没有思想的指引，就没有新中国的一切，也没有我陈鹤琴的今天。”

  1982年12月，陈鹤琴在弥留之际，眼角溢出泪花，唇角微微颤动，不时而又短促地呼唤道：“毛主席、毛主席，周总理、周总理……”，并哺哺地念着：“黄包，黄包……”。

  这最后的遗言是叮嘱子女，家中黄包里有他1980年5月所写的入党申请书底稿，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和向往。